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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 （下篇）
营商成本是指人们在此经商增加了麻烦或费用直接提高。前者主要是人、货进出特区增加了不方便，这是一些外来投资弃选深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不独深圳，珠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同在深圳、珠海北部的东莞、中山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投资？因为它们比深圳珠海少了许多麻烦。笔者在东莞台资企业的调查表明，确有数家台商明确表示当初选择东莞的原因之一就是深圳有关，招工不方便。后者主要是土地等成本抬高。由于关内土地的供不应求，土地成本居高不下，住宅和写字楼的价格都被抬高。其中最为明确的证据是，在布吉、梅林等地区，一关之隔，住宅的价格就会相差1000至2000元。
关的存在使城市具有了“封建”性格，与深圳开放形象形成反差和冲突。在9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国内学者建议深圳拆关。
深圳的关有两个存在理由，一是边境地区，国家得以设立一个边境管理线。这样的关不仅仅在深圳、珠海存在，事实上，在新疆的伊犁等一些地区，也需要办理边境通行证才能去到；二是，划定经济特区管理的范围，将特区与非特区二者的界限清晰起来，便于管理，同时也便于在特区内的改革操作。
诚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二线关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从逻辑来说，这种作用事实上又很难推导得出来：如果设立特区一定要有一个铁丝网拦起来才好办的话，那么厦门、汕头没有这样，不也一样办特区了？有人说，正是这样，所以厦门、汕头两个特区远没有深圳特区成功。那么，如果设关导致了特区成功的话，为什么同样有关的珠海却依然没有特别成功？特区成功与否，似乎与有关与否关系不大。
即便非要强调它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到了1995、1996年之后，特区的优惠政策事实上已经在沿海地区普惠化了，特区已不特了；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深圳事实上已经不是边境地区了，这两个存在的理由都已不存在了。与此同时，深圳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二线关的制约，关内未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城市发展的用地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为的将城市割裂为两部分，已对城市产业布局、交通网络、环境保护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以常人心度之，拆不拆关利弊一目了然，为何深圳市就是不肯拆关？
深圳市对此的回应一般是：地方政府也想拆关，但是拆关与否的决定权不在地方政府。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但是谁也不相信原因如此简单。一般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影响了深圳拆关决策。其一，二线关存在虽然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拆关，其象征意义却太大，这会让国际观察家判断中国的特区政策正式终结，并让人猜测中国已不再遵循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特区”是邓小平路线的其中一个神主牌。同时这个举动在国内意味着深圳告别“中国的特殊城市”，完全回复为一个“正常城市”，深圳完全世俗化、普通化；其二，深圳一直对再次获得中央政府授予的特殊政策心存期待，比如“成立深港自由贸易区”、“在深圳试点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真的再次获得试验权，届时二线关仍将是一个减少改革阻力的好办法。这正是深圳市在民意对二线关极其反感的情况下，仍把二线关移至深圳边界而不是拆掉作为一个主要的考虑方案的原因所在，也是深圳政府日趋保守的一个证据；其三，既得利益的阻挠。这个既得利益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负责办证的公安机关，每年有高达数亿元的收益，武警方面，深圳十多个关口养活着一批人；二是深圳市政府，关的存在提高了其关内土地的价格，政府获得短期超额收益。三是关内的一些企业和居民：一部分在关内有较多土地储备的地产商不乐见深圳拆关，一些关内居民认为二线关对深圳关内的治安环境有屏保作用。
在民意的一再要求下，国家相关部门终于在今年五月放松了对二线关的控制，采取了一些便民措施，而深圳市政府也开始对关内外城市的两部分进行整合。但是否最终拆关，似乎仍让他们踌蹰不决。他们的严肃让普通人感到很可笑。
与拆关有点联系的还有户籍改革问题。
深圳可能是全国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失衡的城市。记得1998年深圳的户籍人口才不足110万人，当时承认的暂住人口也只是170万左右，我记得当时常用的一个总人口（常住人口）的数据是280万人，但是有点经验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数字绝对不符合事实，深圳的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之比绝对不会只有1：1.54这么低。到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谜底就揭开了，当时深圳户籍人口不足140万，但是普查统计则高达710万之多。这710万人里边，除了户籍人口、除了办过暂住证的人口（这两块加起来不会超过350万），当然应该就是那些所谓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里，不知道普查时只算入了哪些？在酒店住的不会也算进去吧？应该是只算了租房住的吧，这应该也是“常住人口”的概念吧？但深圳市现在一般用的一个数据是430万，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无论是430万还是710万，无论是1:3或是1：5，深圳人口结构的倒挂现象都是十分明显的。是这些暂住人口不愿入籍吗？显然不是，而是入籍的门槛太高，想入而入不了。这样一个结构对深圳的负面影响在哪里呢？最直接的，暂住者们不能在深圳定居，就会选择将本应消费支出地资金寄回原籍并在当地支出，这直接影响到深圳市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能体现深圳人的消费能力，影响到深圳商业零售业的发展。更深一层是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由于缺少“深圳人”的角色体认，这个城市中大部分人对所居住的城市缺乏认同感，被逼做了“热人”，一旦城市发展出现危机，很难出现市民共渡时艰的社会凝聚力，反而易作鸟兽散，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就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人大代表等民意机关都是由户籍人口选出来的，那么作为民意机关的市人大事实上不能代表所有的而只是代表了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市民，暂住人口缺少代言人，利益得不到保障。
深圳市前几年为什么不愿意加快暂住人口入籍的进程？据民间认为，一是怕由此人口数量猛增，使得深圳国民经济发展的许多关键统计数据，深圳的人均值在全国的第一有可能不保。笔者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决策层不会为了这些虚妄的排名而不顾百姓的福祉，但是觉得第二个原因可能才是切实的，户籍人口的大量增加会使得深圳的城市基础设施、其中尤其是教育设施面临窘境。
由于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在短暂的十几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城市的，因而其教育设施一直严重不足，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学位严重供不应求。90年代，深圳放开民资经营幼儿园，使之产业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幼儿教育基本上在朝着满足需求的方向走。但是在开放民资经营中小学校时，深圳的改革步骤变得迟缓了，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地产思维”，能卖的地都卖给地产商盖房子去了（许多地产商被迫自费在小区内建立配套的教育设施），规划中预留的教育用地明显不足，也使得这一问题更难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户籍居民显然比暂住人口能给政府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
但是政府能长久坐视人口结构倒挂而不理吗？一个平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如何生长自己的根？否则就如沙滩建楼。深圳需要沉淀，无论是为了形成市民社会，为了积淀文化，还是为了发展前途，都需要尽快地解决入籍问题。从今年开始，政府似已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步子显然太慢了一些。创造了“深圳速度”的城市，居然被人评论为比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老大城市还要保守，这对深圳形象的损害不知有多大。
在入籍问题上，深圳地方政府显然更喜欢解决高学历一族或富人们的问题，而相当程度上歧视工人阶级——在广东，甚至在全国，官方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工人阶级属性，而非要将它们归入到农民阶级一层，打工一族、农民工是官方常用的称呼，然而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
这种歧视事实上已直接影响到深圳或珠三角的投资环境，好几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评论深圳或珠三角的投资环境时，都把“缺少稳定供应的熟炼技工”作为很关键的一项负面因素。不错，珠三角不象长三角那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同时也就有了较好的产业工人队伍基础，因而有充足的技工供应。难以理解的是珠三角包括深圳决策层对此一问题的严重漠视。从80年代开始，珠三角的工厂一拨拨地接收来自内地的打工者，将他们培养成熟手后，他们便因为要回家结婚生子而告别广东，他们不可能成为广东社会的稳定一员，一是他们买不起房子，二是他们入不了籍。
深圳能否采取一些甄别措施，来判断哪些是很有用的技工，哪些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者，并以打分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入籍的可能性？如果能有相当比例的技工和熟练工人入籍，政府再在工业区附近建设大量的廉租房，相信是能够吸引他们成为深圳社会的稳定一分子的。这个事情想到做的方法并不难，但让决策者想到这个事情却似乎要难得多。
深圳的农民房问题既是深圳的无奈，也是深圳的一个耻辱。说它是一个耻辱，是因为在深圳这样一个以规划较好在国内著称的城市，这样一个自认为已经是国际花园城市，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完全不遵守任何规划、任何容积率、任何绿化率、任何防火要求的都市内的村庄，这些村庄由一幢幢互相之间距离不超过一米的杂乱无章的牵手楼、亲嘴楼组成，内部环境极其脏乱差，与它们身旁的高楼大厦形成强烈的反差。农民房问题让深圳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目标，比如国际人居环境奖、比如园林城市、比如法治城市，都永不可能真正实现，它将是深圳现代化之路上永恒的污点，永远的耻辱。
说它是深圳的无奈，是因为深圳已基本上不可能真正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据统计，仅在现深圳特区内，这样的村庄就有个，总面积达万平米。而且由于利益驱动，违法乱建之风还在愈演愈烈，根本看不到刹住车的迹象。特区外早晚也会象特区内一样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但是控制的难度显然更大。
为什么说永远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因为从现在的情况看，无论是“广州模式”——由政府主导进行拆迁，还是“珠海模式”——引入地产商进行商业开发，都不适用于深圳。前者需要政府财政极大投入，而且农民要作出极大让步，并且前提是总面积不那么大。深圳农民房总数太大，靠政府主导根本不可能解决；后者需要开发商的成本不能太高，但深圳的农民房动辄七八层，如果开发商介入，这些农民肯定漫天要价，拆迁成本肯定高得离谱，除非该地段房价可以售得极高，否则开发商根本不可能承受这样的高成本。
迄今为止，深圳农民房稍稍有了点解决迹象的其实只有两个村，一个是蔡屋围村，一个是田面村，前者处在深圳的金融中心区，后者处在深圳中心公园之内。据悉，后者系由田面村自己主导进行的改造，拆了旧房，家家再分新房，多余的出售获利。蔡屋围村据悉系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与蔡屋围村的集体企业蔡屋围股份有限公司，具体的合作模式未见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村民将获得大量的现金赔偿，与此同时，再有一部分收益来自于合作双方合组开发公司的利润分红。即便如此，其拆迁成本之高也定会令人咋舌，如果不是金融中心区那样的高房价、高租价地区，房子肯定卖不出去，租不出去。将来有可能效法蔡屋围村的，也许会是岗厦村，这个唯一处在深圳将来CBD所在地的福田中心区的农村，但是除了这两个村，找不到其它更特殊地段的村庄了，因而其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
其它上百个村庄该怎么办呢？有朋友戏说，唯一的办法是，暗中将深圳农民房分布图分别透露给布什和陈水扁，他们哪天如果想发射导弹攻击大陆的话，请他们瞄准深圳这些农民房一一击中，陈水扁或者没有这么多中长程导弹，乔治布什先生肯定会有的。
除了这些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有，但前提是深圳农民们必须降低自己的贪欲，作出巨大的牺牲。比如说以“田面模式”或“蔡屋围模式”而论，其成立的前提是，拆迁成本必须控制在让开发商有钱可赚的程度内，哪怕这个利润率很低，只有5%。
假设某个村共有100户农民，100幢农民房，平均每幢楼有40套房子，共计4000平米。拆迁成本会怎样来计算呢？如果以市场售价来算，打个比方，每平米2000元，那么这个村现农民房的拆迁成本就至少是8个亿。这个村如果按新的小区来规划，最多能盖20幢房子，那么这个小区要卖多少钱才能额外赚出8个亿的利润来呢？更何况，连这个方案，农民们都不一定能接受，如果要让他们在卖与租之间选择，他们宁可会选择出租房，因为仅每幢楼40套房子，他们每年的房租收入就会高达数十万元！
除非农民们自动削减拆迁成本，采取回迁、入股与赔款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开发商有哪怕只是5%的利润赚。而且，深圳市政府有能力和精力与数百个村的农民谈判并达一致的意见吗？笔者看不出来。这可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啊。
首先深圳市政府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其次，在这样一个地方政权体制内，深圳土著人有着强大的势力。也许在市一级党委和政府内外地人比较占优势，但在市人大等民意机关和区、街道办这两级政府、在市、区两级的职能部门，却绝对是土著人的天下。这样一个政权结构不愿意触动深圳农民们的根本利益。这也正是过去十多年来，深圳违建风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正是笔者断定深圳农民房问题不可能完全及根本解决的主要原因所在。
要想解决农民房问题，除了以法律形式强制农民房拆除重建（这些房子严重违反了城市规划方面的有关法规，而且对深圳市的战略利益构成了极大损害）外，另一条渠道是堵住农民房利益驱动的根本来源。笔者早在几年前就提出过一个建议，那就是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兴建大量的廉租房，如果深圳市政府兴建大约相当于农民出租房1/4到1/3量的廉租房，以每平米10-15元的价格（一间单身公寓大约3-400元，而现价则是8-900元）批租给有工作岗位的暂住人口，那就足可挤垮农民房的出租价格水平（如果政府房只需300元每间，那么农民房就绝对租不到200元每间这个价），使得他们斥巨资翻建农民房成为一件不那么暴利甚至无利可图的事情。加引强力执法，双管齐下，至少可以刹住违建房大量增加的趋势。
而且，农民房租价剧烈下挫后，再来跟他们谈拆迁时，拆迁成本自可降低很多，农民房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
上边所谈的这几个问题只是深圳问题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事实上，笔者承认，深圳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且可能许多已日渐恶化了。然而地方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极大地打击了市民的信心，并使得深圳的城市竞争力日渐下降。
深圳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寒。自厉有为以来，深圳市的一二把手频繁调换，李子彬、张高丽、于幼军、黄丽满等等，你方唱罢他登场，使得任何一任领导人都不可能沉下心来解决其中哪怕一两件事。现在李鸿忠刚从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上转来深圳任代市长，有一种传言是，由于李鸿忠系从常务副省长来任深圳市长，因而他很可能是先为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热一热身（张高丽当年从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到深圳，是直接担任的市委书记），黄丽满料将很快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离去。基本上从厉有为以后，每个市委书记、市长平均任期似没有超过3年，深圳成了官员们的晋身之阶，而短暂的任期使得他们很难再有象梁湘、李灏那样的建树。
李鸿忠以40多岁的年龄，如果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话，料将兼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之前在十六大上他已成为为中央候补委员），其政治前途高看一线。深圳将成为他的重要的晋身之阶，如果他能在深圳做出优越成绩，将有助于他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李在惠州市长、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副省长任上，一直都给人以务实的印象，加上年龄优势，较年轻的干部相比近六十岁以求平安引退者相信会有做大事的积极性，许多人推测它将会是深圳的利好消息。但愿如此。在他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其中一把搞“净畅宁工程”是没错的，但是实效还有待观察。
笔者在2001年怀着对深圳的热爱回到深圳定居，然而这两年来却眼见着深圳越来越不那么美好，所以也就能够理解许多深圳人的痛惜心情。在最初的时候，笔者还总是劝告朋友们不要急，不要太多情绪化的言论，要平和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要多建设性地替深圳着想，然而时间久了，连自己也觉得有点自欺欺人，也觉得有点灰心了。尽管我清醒地知道这种抱怨的心态是不太好的。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我们对深圳的抱怨客观上起到了为唱衰深圳添油加醋的效果，同时也起到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进的作用，但是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平衡呢？我自己的选择是：不多说。这也正是自《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之后，关于深圳的是非笔者不再过多评论的原因所在。
众口铄金。保罗。克鲁格曼《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中说，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对深圳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心。激发人们信心的一般会是重大的利好，而从最近的种种迹象来看，深圳的重大利好正在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因特虎特供信息里边所提到的：国务院的调研小组来调查深圳的发展问题。如果情况属实，就证明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论断：对于这个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第四重要的经济中心，任何一位最高决策者都不会长期坐视它的发展瓶颈不理的。
同样的命题也适用于香港。笔者一直的一个论调就是，大部分看淡深圳的人，更主要是因为看淡香港，因为对香港没有信心了，所以对深圳的信心也高不到哪里去。深圳和香港这样一个连体城市，命运实在是福祸与共，毕竟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诞生，全是因为香港那座城市的缘故。虽然深圳经过这十多年的建设，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物流体系，有了自己特色、不大依赖香港而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在国内甚至有了放单飞的资格，但是香港的兴衰，毕竟还是要严重地影响到深圳的兴衰啊。
事实上，笔者前边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香港，对于这个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20年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物流和贸易中心，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同样不能长期坐视它的发展瓶颈不理的。
否极泰来？
十一
对于珠三角（笔者本文里的珠三角都是大珠三角概念，即广东省划定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范畴加上香港和澳门）来说，香港是它的龙头城市，深圳是它最耀眼的明星城市，所以当怀疑香港和深圳的情绪漫延开来时，怀疑珠三角前景的气氛也就形成了。
正是在近两年，进行珠三角和长三角比较研究成为了一门显学，而许多研究的结论竟然大都断定珠三角正在失掉（和长三角竞争的）竞争力。大家根据一些现象就匆忙得出了结论，却没有去认真推敲逻辑关系的各个环节。其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
看淡珠三角的理由，除了对香港和深圳前途的看淡外，还常有如下具普遍性的几个原因：其一，区域协调的关键是确立城市布局的格局，说白了就是确立一个城市的龙头地位。可是谁是珠三角的龙头城市还存在着争论。如果说香港是的话，那么由于存在着“一国两制”的因素，香港无法简便有力地和珠三角进行沟通，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其二，由于龙头城市不能确定，权力秩序不能确定，珠三角的区域协调存在严重困难，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化，与相互紧密协作、各有分工的长三角相比，就缺乏团队作战的优势；其三，由于缺少区域协调，加上一些关键资源的缺乏，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步伐放慢，产业竞争优势下降。
这些说法成立吗？猛一看似乎是成立的，但是许多环节都经不起推敲。此外，有些问题珠三角存在，但长三角同样存在，并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长三角的问题就比珠三角轻一些，这样的话，如何能推论出珠三角不如长三角的说法？下边笔者将详解一番。
第一个问题，关于龙头之争，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但并非不能解决。
首先，国内民间在渲染珠三角龙头之争的复杂性时，往往说香港、广州、深圳三个城市都互不服气，想当龙头。我想这是误解了深圳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定位，事实上，在广东，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何止广州、深圳两家！珠海、佛山、东莞都被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实这定位不过是为了促进各地的城市化水平而已，并非是要强调某个城市的领导地位。深圳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定位，其着力点更多地是放在全国的重要性及影响力这一块，而不是领导地位，否则前深圳市长于幼军也不会老是强调“经济中心城市不一定只有一个，一个地区可以有多个”这个论调了。
也就是说，深圳并不是珠三角龙头的其中一个竞争者，真正想跟香港争当老大的，其实不过是广州一个城市而已。弄清了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对确定谁是珠三角龙头十分重要。如果深圳并不去跟香港广州争龙头，而是强调和香港的城市一体化的话，那么广州原来仅有的一些潜在老大资格就会弱化很多，香港的龙头地位就会更为巩固了。
其次，广州之所以以为自己可以充当珠三角的龙头城市，是因为它总是囿于小珠三角的理念，而非大珠三角思维，同时还有香港权杖不方便及于珠三角之故。
广州总是强调，它是珠三角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交通中心。。。。。事实上，这些强调都是些眼界限于小珠三角的陈词滥调。政治中心系指它的广东省省会的地位，这一点对谁是经济龙头影响不大，老是强调没有意义，假如深圳直辖的话，立即就可击碎它的这一呓语。
商业中心，是指一个城市的工商业发达程度，还是营商环境的便利程度，还是指商业零售业的发达程度？工商业发达程度，广州显然无法跟香港相比，营商环境更不要说了。商业零售业？除开香港不说，广州商业零售业的地位这几年连深圳都不如了！以2002年为例，全省零售业十强中，深圳占了六个，而且第一、第二、第三都是深圳的零售商！深圳的大型连锁超市在广州和珠三角大肆开店，而广州原来所恃的两三家大型国营零售企业日渐式微。。。。
教育中心，这一块由于历史原因，确实广东省的高校大都集中在广州，其中小学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但是把香港也算进来的话，广州还是不是珠三角的教育中心，也许就要另当别论了。
文化中心，是指文化设施的多少，还是指粤文化大本营这一概念？广州人一般强调的是后者。这里边也值得推敲，不错广州确实是粤文化的大本营，换一个词“粤文化的老巢”也可以，但是是老巢就肯定是中心吗？而且，香港却是粤文化和西洋文明接轨的结晶！它代表了一种方向。香港文化对粤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二十年来大家有目共睹，不必多言。
交通中心，广州以前是，但是以后不一定就是。而且广州人这几年老是偷换概念，把“交通中心”偷换成“物流中心”的概念。以前是，是指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公路、铁路、航运的枢纽。其实算上香港的话，广州早就不再是华南的空运、水运枢纽了，铁路这一块，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公路这一块，广州人利用了省会优势，在这几年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中，将自己置于中心和枢纽位置，而香港和深圳又忽视了和珠三角高速公路网的联结，让广州占了先机。
迄今为止，香港与珠三角的陆路交通仍是瓶颈，和西岸的交通由于珠港澳大桥不能上马而断链，东岸的交通，在深港口岸过境的通畅性上问题多多，行动迟缓——深港西部通道的低速进展就是明证，而深圳和东莞、惠州、粤东地区的联结也由于深圳城郊结合部的瓶颈而打了折扣。这是香港和深圳地方政府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
其实广州珠三角龙头城市的定位只是广州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还是中央政府，都很清楚香港才是珠三角的经济龙头，是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广州、深圳都是第二层级的中心城市。只要香港与珠三角的沟通便利性问题得到解决，珠三角龙头城市之争也就不复存在。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厉无畏说珠三角整合最大难题是，香港不象上海那样便利地发挥作用，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笔者将会在后边的珠三角整合路径部分中论证此事。
第二个问题，珠三角的区域协调，笔者一向对所谓长三角协调得好而珠三角协调得不好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区域之间协调的最大障碍就是行政力，因为份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所以就有了各个城市的地方利益，达不成妥协，就会各自为政。而纵看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严重的地方利益优先思想，省与省之间、同一个省的市与市之间、同一个市的区与区、区与县之间、同一个区县的镇与镇之间、同一个镇的村与村之间，矛盾普遍存在。其中一个规律是，越是行政级别往上，因为级别更高、权力更大、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强，也就更难以协调。因此，珠三角仅仅是一个省内的不同城市，都如此地难以协调了，我不相信长三角的三个省市之间就能那样的琴瑟和谐。
之所以在媒体上大家看到的表象，好象是长三角之间主动协调分工合作，原因可能有三：一，中央特别抬高上海的地位，要求江浙主动配合，有中央的干预，事情好办得多，而且由于中央给上海的好处多多、油水多多，主动讨好上海可以分沾些油水；二，三省市之间的龌龊由于较少报道，矛盾被掩盖了；三，长三角各个城市之间，许多城市的经济发展不没有到可以和上海一争短长的地步，或者其产业升级还没有到和上海产生激烈矛盾的地步，所以还没有到爆发点。
三个原因里边，笔者相信第二点的分量很重。轰轰烈烈的“上海造神运动”掩盖了长三角之间的矛盾。尽管这样，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不协调音符还是屡屡显露出来：比如上海舍弃宁波北仑港而非要另建洋山港的问题，比如苏州、昆山和上海在IC产业引进台资时的杀得眼红，比如上海在郊县建小特区引起的江浙两省的不满，比如央行上海大区分行与南京大区分行之间的分割与矛盾。其实长三角的不协调绝对不比珠三角少。
即便是大家常说的珠三角的不协调例子里边，也有一些值得推敲。产业结构的同构化，笔者在前文里已说过了，不一定就是坏事情，这里就不多说。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方面，恐怕就有些小九九。
港口方面，确实有些问题。香港与深圳的港口之间有竞争的因素，珠海高栏港有点闲置，东莞虎门港建得有点多余，南沙港如果限定在为广州市自己服务的话还没问题，如果想成为珠三角的枢纽港，那就会引发世界大战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只有南沙港和虎门港建得有点理由不充分，其它大都还是有理由的。深圳港不应看作是香港港口的竞争对手，而应看作是港深港口群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想只有李嘉诚先生是个明白人。珠海高栏港有点超前，但是长远来说，珠三角的西部地区需要这样一个大中型的港口，来作为香港-深圳主枢纽港的补充。惠州港的定位已越来越朝向石油等散杂货码头的方向发展。南沙港若欲成为珠三角的主枢纽港，它就会发现自己将面临香港-深圳的强有力竞争，而它的目标基本上不可能实现。至于虎门港，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小补充，只要香港-深圳与珠三角之间的陆运环境改善了，虎门港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市场会调节珠三角港口群之间的各自定位。
机场方面，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五大机场，现在看来，只有珠海机场是闲置的。深圳机场建设的时候，招致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有了香港和广州机场，深圳没有必要建。有没有必要建市场说了算，事实上，由于深圳商务活动的高度发达和旅游业的发展，仅仅深圳一个城市的客流量就足可满足深圳机场的客源，事实上深圳机场的客源绝大部分是来源于深圳本地市场，东莞、惠州、珠海只有小部分旅客选择深圳机场，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深圳机场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成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港。在深圳机场迅速成长的同时，香港和广州却先后斥巨资建设自己的新机场以满足客流需要，就表明深圳机场并没有影响到香港和广州机场的高速发展。至于珠海机场，珠海市本身已为它的决策失误承担了痛苦的后果，在此就不再多说，即便如此，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与其说珠海机场是重复建设，不如说澳门机场是重复建设，因为澳门机场比珠海机场稍后立项，而且珠海方面提出了和澳门合建机场的建议，但被葡澳方面拒绝。
事实上，长三角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复建设，其嫌疑应比珠三角大得多，港口方面，除上海港外，宁波北仑港也定位为区域枢纽大港，而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建自己的港口。机场方面，长三角地区仅上海就有两个国际机场，加上杭州和南京两个国际机场，宁波、无锡、常州等也分别有自己的机场，机场数量并不比珠三角少。
因此，以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来证明珠三角的协调性不如长三角的论调可以休矣。
第三个问题，产业结构的不够合理和产业升级的遇到瓶颈。这种论调也似是而非。
整个珠三角“轻重重轻”的格局已经或即将得到很大改善。由于投资40多亿美元的中海壳牌大项目上马，珠三角石化工业的份量明显加重，这将极大地改善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的上升、丰田汽车和神龙汽车在广州的布局，使得广州汽车产业在全国市场的地位大大提高。广钢和广船等机械制造业在全国的份量偏轻，但也有提升的可能性。广州和惠州将成为珠三角的重化工业基地。
珠三角东部地区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的IT产业优势已很明显，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家电等诸多轻工制造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也已确立。这样的产业结构尽管仍不够完善，但已日趋合理。
产业升级方面，我不知道长三角到底表现出了怎样的优势，因为这个问题在全国来说都是个大问题。仅仅是说台资提升了长三角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业和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含量吗？珠三角同样也在做，只不过没有长三角那样优势突出而已。
而且，传统的制造业就没有竞争力了吗？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估计那仍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要利器。
说来说去，珠三角协调性不足的问题，其实主要说是一个龙头之争的问题没有解决。然而这居然成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重要着力点，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十二
如果将长三角的城市与珠三角逐个捉对相比较的话，相应的可以将上海与香港比，将深圳与苏州比，将广州与南京比，将无锡与佛山比，将惠州与宁波比。如果这样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珠三角完全不输。上海与香港且不说了，深圳与苏州相比，深圳的竞争力显然是高出一筹的，虽然苏州在台资的带动下，工业总产值和GDP有突飞猛进的增长，但其产业结构、影响力显然远不如深圳。
广州与南京比的话，那就更不在话下。广州这几年的进步可谓有目共睹，经济实力超越天津直追北京，有坐三望二之势。而且广州近年的进取精神也远非南京可比。佛山与无锡实力相当，但佛山产品的名牌群显然又非无锡可比。如果这样比下来，珠三角可谓大获全胜。然而偏偏有人决不这样比，而是将深圳和上海比，将东莞和苏州比，这样比下来，当然是珠三角一塌糊涂。事实上，唱衰珠三角的人就是这样来比的。
深圳是没法和上海比的，因为深圳并非珠三角的龙头，有人说，深圳堪堪可以和上海的浦东相比，我觉得这并不是对深圳的污辱，事实上，浦东是上海的希望所在。东莞也是无法和苏州比的，毕竟东莞只是一个县域的概念，而苏州则包括了原苏州市区和吴县（已撤市设区）、昆山、吴江、太仓等四个县级市，而且苏州一直以来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居高不下，而东莞只不过是一个才有十几年历史的新兴城市而已。许多人拿东莞的城市面貌与苏州比，那可真是无奈，东莞刚好是珠三角城市环境最差的城市，完全不象个城市，而象一个个大集镇。
是的，还有人说到了文化竞争力的问题。长三角的许多城市，诸如苏州、杭州、南京、扬州等，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凡是有点文化的人，包括笔者在内，往往都会向往不已。而珠三角过去一直是蛮夷之地，一直到明清以后，才算开化了点。长三角的这一优势，可能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很有用，比如新加坡人在中国挑选中新两国合作的“工业园区”地址时，李光耀跑遍了中国，最终还是确定了苏州这样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文化古城，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起了作用。
但是粤文化就没有竞争力吗？粤文化的务实精神、重商主义，深圳移民文化的创新精神，都与商业社会十分合拍。马克思就曾说过，广东人具有。
还有人提到了教育和科研，他们提起上海的几十所大学、南京的几十所大学来津津乐道，而提起珠三角来，似乎仍是蛮夷之地。不错，在解放前，江浙沪本就是文化之邦，教育发达，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优势又被加强了，在国内知名的大学似乎不少。但是在国际上而言，人家其实是对中国的大学实力都不以为然的，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国的两所大学：清华、北大，而且这两所的排名也在六十开外了；在亚洲而言，复旦差不多也算名牌了，但也顶多和香港大学是一个重量级。事实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科研水平整体在全球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某个地方的大学、科研机构的优势？不说也罢。
珠三角没有大学吗？广州的大学也有数十所，香港的大学也有十几所。诚然计划经济时期广东的大学都布点在了广州，但改革开放之后，富起来之后的广东人的办学热情十分高涨，深圳大学、汕头大学、东莞理工学院、惠州大学、佛山大学、嘉应大学、五邑大学。。。。地方政府办起了十几数为地方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销售人才的大学。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成了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而广东这些地方大学其实正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假以时日，相信珠三角的高等教育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还有什么？笔者愿意与唱衰珠三角的人们展开辩论，以证明珠三角的竞争力没有衰退。
十三
我要承认的是，我用“上海造神运动”和“妖魔化珠三角运动”两个词可能真是夸张了一些，似乎我要指证谁人或某一种势力在暗中推动了这两个运动的形成，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珠三角以成全长三角的霸业似地。更接近事实的境况可能是：人们并没有主动地、有组织地崇拜上海及长三角，同时抹黑香港、深圳和珠三角，但是两三年来，人们的许多论调促成了这样一种情绪在全国的蔓延。客观上，上海及长三角相对珠三角的优势被夸大了，而香港、深圳及珠三角的前景被唱衰了。
我觉得，几种情绪杂交起来导致了这种结果。一是珠三角官民间的焦虑 情绪，尤其是深圳和香港人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二是上海人的骄傲心态；三是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的“上海崇拜”严重误导了大众的印象。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香港经济迟迟不能重回景气，香港市民的焦虑和惶恐是显而易见的。受到香港信心不足的影响，以及中央政治生态对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压抑，深圳人的心态也变得焦虑和不安，而政府不能迅速出台措施让人民重拾信心，导致了不满和失望情绪在民间弥漫。而同时，由于上海和苏州的大红大紫，长三角人尤其是上海人的自信心爆棚，使得人们产生了珠三角竞争力衰退的臆想。
是的，信心！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字上。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的，信心导致了景气，而景气会增加信心；如果失去了信心，也有可能导致景气丧失。现在珠三角比长三角所缺的，其实就是信心而已。珠三角人民们自己的信心不足会导致别的人们包括投资者对珠三角的信心不足，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了渲染和交叉感染的作用。
作者身为媒体中人，深知其中的玄妙之处，也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媒体中间“上海崇拜”情结是何等地深重，并如何地影响了媒体作出的判断和比较。
媒体的从业者大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大部分人可以归入小资一族。上海这样的城市对小资一族天生具有诱惑力，于是上海成为了小资一族的圣地。这样的感受影响到了他们对城市和区域之间竞争力的判断。媒体中的小知们，尤其是中国财经媒体中的从业者，大都不具有深厚的经济研究功底，却偏爱对中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城市品头论足，掌握了媒体话语权的他们轻率地下结论，并影响了作为现在城市主流群体的年轻白领阶层。
作者所供职的媒体是一家在全国较具影响的主流财经报纸，这两年来对经济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在这家媒体的内容选择和倾向性上，“上海造神运动”和“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痕迹也十分明显。他们最为热衷的报道就是珠三角的跨国公司或知名企业将总部迁往上海的新闻，并且对香港、深圳、广州的利好消息不屑一顾。编辑们拚命指示记者寻找企业北迁的证据，完全不顾这有先入为主的嫌疑。以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迁都上海的报道为例，编辑部不顾笔者对内情的了解和经过严密论证之后的否定结论，执意要一再刊登这样的新闻，并认为这样的新闻极有卖点。相反，对宁波杉杉集团迁都上海发展失利之后又把总部迁回宁波的新闻，编辑们却丝毫不感兴趣。
而珠三角及深圳人自己的反思却被媒体大炒特炒，仿佛进一步证实了“珠三角不行了”、“深圳不行了”之类的判断。我从不反对深圳人彻底反思自己，但我们的反思客观上帮助了“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流行，这样的流行进一步打击了我们自己的信心，尽管我们现在最缺的其实仅仅是信心。
笔者是否对此感到绝望呢？那倒也绝对不是。事实上，能够毫不留情地反思自己，能够时时刻刻具有危机感，这正好说明了我们的竞争优势。日本人时时有危机感，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色列从来没有安全感，然而以色列成为一个经济和科技上的发达国家，并且以一个小小的国家，可以打败周边数个极具尚武精神的穆斯林国家，让他们不得安生。香港和深圳有危机感，珠三角有危机感，这绝对是好事情。如果太骄傲自满，那反而会有祸患。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第三部分：2003年是一个拐点？
弹指一挥间，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常说，风水轮流转。毛主席也教导我们说：事情正在起变化。
周正毅案的要命之处有三：一是，身为房地产商，又犯的是金融大案，这直指“上海造神运动”两个最大的受益者：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将会对“上海造神运动”构成极大打击。“上海造神运动”之所以叫做“上海造神运动”，正是因为其中有造的成分，有虚假的成分，可是这虚假却一直被欺瞒着——至少虚假之处分别是：房地产出现了极大的泡沫，金融业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可是上海人还在继续鼓吹房地产的美好前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似乎可以借混乱而繁荣。此案发作的时机恰如其分，全国正在检讨地产泡沫危害，而防范金融风险也正是中央高层一直强调的。二是，周正毅案直指上海也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最关键之处，官僚、权力与民营资本相互勾结，“红顶”们由此展开中国特色的“私有化运动”——掠夺本为全民所有的国家财富，形成中国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所以周正毅案的处理，肯定将会显得一波三折，因为这里边要经过一个复杂的利益交换。
首先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的基本点是：确保上海经济的发展不受干扰、确保上海的政治、社会稳定。前者是双方的利益共同点，毕竟上海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之一，现在香港那一个还正风雨飘摇呢，这一个决不能同时陷入危机；后者则是为对方准备好的一个台阶下，案件的处理止于经济，不涉政治，也就是说，上海的领导班子不会有大的震动，顶多顶多，抓一个二线人物，比如市人大的副主任，对全国人民算是有个交待罢了。
力保上海干部的一个说辞也正是要确保上海的政治、社会稳定。这句话也说得通，上海关乎全国的大局，现在正有一个大好的局面，破局不是好事，勉强成立；也说不通，因为有北京陈希同、王宝森案在那放着呢，上海稳定重要，北京的稳定就不重要？从政治上来说，只能说是更重要，那么处理陈希同影响到了北京的政治、社会稳定了吗？我们中央的结论是：没有。正是因为也说得通，也说不通，所以成为一个交换的筹码。
一方的目标是不失去什么，一方目标是要得到什么，互相让步，妥协、交换之后，显然是后者赚了。后者赚了什么呢？那要看这个案子所涉及最深的那个政治人物是谁。这正是笔者猜测目的在国务院的权力格局的原因所在。
不过上海也真不幸，在周正毅案还未了结之时，偏偏又出了地铁4号线的重大事故，虽说没死人，可是动静、影响太大。此一事故打击最大的可能正是上海的“起吊机经济”。
周正毅案肯定会让国内的其它一些地区私下里感到振奋。比如长期因为向上海倾斜而受到压抑的广东、天津，比如与上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北京，还有在这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被真正安抚过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已经因为“西部大开发”而被安抚过了。
这正是笔者在一些论述中把此案视作广东的利好的原因所在。人们看到了重新回到平衡的苗头。
事实上，进入2003年之后，珠三角的利好一直不断，小的利好包括深港24小时通关、珠港澳大桥有进入实际操作的迹象、广东省政府与国家建设部一起，启动珠三角第二次大的规划，最重大的利好则是“CEPA”。
笔者之所以将CEPA视作珠三角的重大利好，基于三个判断：其一，香港与小珠三角（包括深圳）是共生共荣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对香港的利好也必然同时是对珠三角的利好，这一点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吧；其二，CEPA似可起到消弥珠三角龙头之争的效果，确立香港在珠三角无可争议的龙头地位，而龙头不能完全确立，正是珠三角整合中的主要难题之一；其三，CEPA基本上解决了香港如何在珠三角发挥作用的问题。厉无畏所言香港和珠三角的融合受到“一国两制”原则的限制是中的之言，而CEPA相当程度上将香港与珠三角的沟通障碍给打通了。
正如笔者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文章里所提出的那样，CEPA解决了香港与内地的客货来往的两大障碍。
因为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小珠三角之间，过去在客货交往中，呈现出两种不平衡的局面：香港人可以自由的、十分方便的来到内地，可是内地人（包括广东人）却不能自由地、十分简便地进入香港；与此同时，内地的货物可以十分自由地、相对简便地进入香港，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零关税的自油港，而香港的货物却不能相对简便地进入大陆。香港最优势的金融及其它服务业也不能很方便地进入大陆。
CEPA正好解决了上述的两个问题。广东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赴港，而不是过去那样团进团出，这意味着整个广东成为香港的消费目标市场，珠三角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约三千多万人成为香港市场上的常客，这意味着香港将不再只是香港七百万居民的消费地，而是珠三角数千万人的消费地。香港地产商品自由进入内地，则可能会对香港的制造业优势进行支持，也是使香港强身健体的一个举措。香港的服务业可以更为方便地进入内地，虽说对珠三角而言可能实惠不多，因为在过去香港的服务业已经以灰色的各种手段进入珠三角，但现在合法化之后，在质量和规模方面肯定可以突飞猛进地提高，香港名正言顺地为整个珠三角提供服务，一则强化了香港的竞争力，稳固了香港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珠三角整合中的一国两制瓶颈，使得香港在珠三角的领导作用更容易发挥。
还有一点对珠三角的整合很有帮助，也从侧面促成CEPA成为仅仅是珠三角的利好而不是全国的利好，那就是香港和珠三角在信息沟通上的障碍越来越少。香港作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心，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市场经济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个要件。
近几年来，悄没声息地，香港资讯在珠三角流通的障碍越来越少，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香港电视台在小珠三角的落地，显然已在探讨之中。从凤凰卫视、华娱电视的获准落地，到亚洲电视、无线电视正在争取落地，事情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香港人如果在小珠三角可以看到香港报纸、香港电视，接下来可以不耽误炒香港股票、买香港马的话，香港和小珠三角的融合就也会进入加速期了。
上海的周正毅案和香港的“CEPA”几乎在同时发作，这正是笔者判断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主要证据，前者打击了“上海造神运动”，后者打击了“妖魔化珠三角运动”。正如广东省社科院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长三角和珠三角已被打破了数年的平衡可能正在恢复之中。
作为中央政府来说，作为最高决策者来说，他们管理国家最大的一对矛盾其实就是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落实到全国发展战略格局来说，也就是如何发挥龙头的增长带动作用，同时兼顾全国的地区平衡，避免经济落差太大。这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五年间，中央决策者也同时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广东、珠三角都不在北京眷顾的视线之内。
在强调龙头、强调沿海的带动作用时，中央强调了上海，强调了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的重大意义，在强调地区平衡时，又强调了西部大开发。某种意义上，在中央决策者的眼里，广东和天津一样被“中部化”了。
由于决策层的心理作用，同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极的珠三角没有被放在与长三角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同样是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但在经济上是危险的、不务实的，在政治上其实也是失策的。
物极必反。
也许到了2003年，到了需要对此进行校正的时侯了。而对此进行校正，正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心所向。
周正毅案和CEPA，这两个事件能否得出2003年出现拐点的结论？第一，要看周案引发政治博弈的结果。现在看来形势虽不明朗，但是能爆出周案本身就已具切实意义。此外，由周案引发的媒体及学术界对上海及长三角的反思已经开始，这是个好事情，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而不再是狂热，而只要是冷静下来，造神运动就会终结，事情就会回到本来面目——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中国至少会有两个火车头，上海要想超越香港，至少在10年内还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如果这10年内香港并不是每况愈下的话，不但不每下愈况，反而与珠三角相互促进的话，在20年内超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上海和长三角的反思将使珠三角在心理预期和信心上与长三角回到现实的平衡中来。如果周正毅案的结果削弱了某某帮的实力，并为新政派捞到了实地，为下一步谋求全国的区域平衡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那么2003年就可以视作一个拐点。
第二，要看香港和广东能否把握住CEPA这个机遇，迅速推进大珠三角的一体化。这取决于几件事情，一，香港因23条立法而引发的政治动荡能多快地得到平息，这意味着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二，即便平息，弱势的董建华跛脚鸭政府还有没有足够胆识，在香港民意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元素而不是“一国”元素的氛围下，继续而且更为大胆地推进与珠江三角洲的融合；三，追求稳重的中央政府现决策层会否顾忌香港现在民意，不敢大胆地支持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体化进程。
对于第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处理此事十分稳妥；香港市民非常成熟和理性，不过激，见好就收；可能有外国势力支持的民主派如果理性的话，就不会继续抬高要价，非要要求董建华下台和普选特首，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因为首先那违背了基本法，香港主流民意未必支持，同时外国后台们并不乐见香港动荡，那样会伤害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所以可以想见，23条会照顾各方体面的情况下收场，香港人收敛政治热情，重新关注经济和民生课题，而董先生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对于第二点，董生是否够胆略，其实仍取决于香港民众对珠三角一体化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民众对CEPA的支持态度和寄予厚望，已表达出香港民众对港珠一体化有正面取向，因为他们预期这会对香港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好处。那么广东省在近一年内的操作应该更稳重和眼光长远一些，一定要让香港民众、业界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得到好处，要扶持香港经济恢复景气，让香港人重拾信心。因此，广东省最好在初期对香港作出一些重大让步，以促成珠三角的一体化，这样的话，香港人乐见一体化，董生才能放手推进。
对于第三点，确实也很关键，也正是笔者担心的一点。因为珠三角一体化牵涉到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且牵涉到“一国两制”的大局，没有中央出头，粤港很难谈到一块，没有中央点头，粤港谈到一块也没有用。从新政派近期的一系列手笔来看，应该有这方面的雄才大略和胆识。
至于如何推进珠三角的一体化，则是笔者在下一部分中所要谈论的内容。
23条风波应该会在近期内平息，那么CEPA的落实应该在年内就开始看出一些实效。如果粤港在一体化方面开始作出一些姿态的话，那就说明方向已经确定了。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同样也表明了2003年是一个拐点。
也许2003年注定是一个开始的年份。让我们走着瞧。
第四部分 珠三角一体化的路线图
虽然大环境有利于珠三角整合的推进，但是如何推进，却仍是一个需要艺术性操作的事情。近十年来，虽然珠三角许多城市认识到了整合的重要性，广东省方面也极力想推动，但是真正的整合却很艰难，每走一步，每一个项目，都充满了争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时间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
为什么操作起来这么困难？这几年来，我们看到，香港与广东省在谈合作，与深圳市在谈合作，与广州市在谈合作，与上海、北京在谈合作，与中国西部省份在谈合作，一切都在谈，但是除了内地吸引一些香港投资外，看不到真正的战略合作的影子。笔者觉得，除了香港人缺少战略眼光外，没有一个主导的计划是主要原因。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份珠三角一体化的路线图，供大家讨论。
一，香港必须坚定珠三角一体化的决心
笔者以为，从广东省1994年形势进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开始，对香港的作用一直是有认识的，虽然没有到公推香港为龙头的地步，但是如何尽可能地利用香港优势，一直是粤省以及相关城市重点考虑的内容。但至少在2001年之前，香港对与珠三角加深一体化这个方向，一直是有很深的疑虑的，可以说，在此之前，珠三角推行一体化的主要思想障碍在香港一方。
在此之后，香港已逐步认识到与珠三角融合的趋势和必要性，但是一是疑虑未消，二是不知从哪里下手，所以推进起来步履缓慢。总的来说，香港仍没有解决其思想和理念层面的问题，仍未下定与珠三角一体化的决心。
香港的学术界，尤其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已基本接近一致了，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们对这个问题基本没有很深的概念，他们更多地顾虑一国两制会不会因此被动摇。让香港决策者作出这样一个战略决定是艰难的，因为一体化的最后结局，会不会由于香港与珠三角的融合及趋同，而使两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而这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判断的事情。
因为对香港决策层来说，判断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确，要同时兼顾三个评判者的脸色，一是香港市民，一是中国政府，一是国际社会。香港市民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通市民，一是知识界。老实说，香港普通市民这边倒是好说，因为香港人是最务实的一群，只要让他们看到香港经济复苏的实绩，他们就会赞同并支持，但是知识界对于香港能否保持自己的自由市场制度、保持民主和自由，非常敏感。国际社会到底是最希望看到香港的繁荣呢，还是最希望看到香港没有被中国同化？何者为第一位？似乎是后者。
而中国政府呢？也在希望香港繁荣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之间犹豫不决：香港应该最终成为一个中国城市呢，还是一个和中国有清晰界限的国际城市？说实话，中国政府是最清醒地认识到香港必需在整个中国经济体中发挥作用，才能保持经济活力的，但是由于对“50年”承诺的顾忌，所以基本上是任由香港特区政府自己依照民意去作决定。
夹在三者之间的董政府一直犹豫不决，而时间就这样耽误过去了。香港的经济景气每况愈下。
笔者以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香港必须明确自己的区域定位，就是笔者在前文里所述及的：香港以珠三角及华南龙头城市的角色，而承担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的角色，并进而成为亚洲之都。而这个定位的基石，就是和珠三角融为一体，成为大珠三角经济区、珠江口都市圈的龙头城市。如果不能坚定这一战略定位，香港就不可能找到它在整个亚洲和国际上的准确定位。
从政治上来说，与珠三角的一体化并不必然导致“一国两制”制度的失败。
无论是香港、中国大陆还是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都有一种十分机械的生硬理解，以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黑白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如此，在21世纪初的今天依然如此。
从经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死硬左派分子、所谓的“原教旨共产主义者”，有最准确、最清醒的判断。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发明一国两制的时期，中国还是离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比较接近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经过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走向、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许多基本特点，尤其是邻近香港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除了法治、政府不干预等一些方面离香港还有差距外，事实上已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香港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日本、欧洲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其自由度尚不能与香港相提并论，那么珠三角没有香港那么纯粹也不足为奇。
但是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经济制度已越来越向香港看齐，与香港趋同，深圳许多市场制度，都是照搬香港过来的，而且这种借鉴还会继续下去，最终达到珠三角与香港相当程度上的一致化。从经济制度上来说，珠三角与香港的两制分界线已不那么明显，这种同质化不是大陆的珠三角同化了香港，而是香港同化了珠三角。
从政治制度来说，大陆还是社会主义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死硬左派分子，依旧有最清醒、最准确的判断。这个且不去说它，问题的关键是，珠三角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会干扰香港的自由、民主吗？笔者不以为然。首先广东人、珠三角人、深圳人，对政治制度就很淡漠，这里的文化就崇尚自由，因而在这方面来说，最终同样会是香港同化掉珠三角，而不会是中国大陆同化掉香港。就算是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多借鉴新加坡而不是香港的话，香港也不会迅速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化”到共产主义政治制度。
对于香港与珠三角的一体化来说，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不会是政治而会是文化。而这正是大珠三角一体化的最有利条件。我们知道，珠三角的文化基本上由两种质地混合而成，一是以广州、佛山、东莞为代表的粤文化（这种粤文化已经最大限度地受到香港新型粤文化的浸泡，因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粤文化，而是典型的香港新型粤文化），一是以深圳为代表、在珠海、惠州等北方移民较多城市也有相当体现的北方文化（这种北方文化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北方文化，事实上这些北方移民大多是北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在北方文化中属于边缘的、叛逆的一群，而且这种北方文化移植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区以后，又最大限度地受到了香港新型粤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浸泡，已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北方文化，并且与香港的新型粤文化有很大的同质性）。
没听明白？简单说了就是，珠三角已基本上生存在香港文化的笼罩之下，成为香港文化的辐射地区，在文化上来说，已不存在香港与珠三角一体化的障碍！香港人无论是到深圳、珠海、还是东莞、广州，已不会感到孤独。
从上述可以看出，香港与珠三角的一体化，基本不用担心干扰到“一国两制”的问题。不过香港人还是有理由担心，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有一个硬东西绕不过去，那就是法律。这正是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能否坚持不变形地落实下去感到疑虑的地方，23条立法之所以在香港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之所以能动员起30-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原因正在于此。法治社会的香港市民对法律的敏感性，是远在北京、笃信人治的大陆人难以理解的。
因此，要想让香港人放心地来推动珠三角一体化，其中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央必须严格遵守《基本法》，避免使大陆法律的管辖权及于香港的任何企图或失误，以减少香港人对一体化的顾虑。过去数年间，中央决策层老是想把香港纳入到自己国王权杖的管辖范围内来，老是怕两制的香港成为捣蛋份子的基地，因而强要香港作出改变以适应北京。这确实有点不够大气。试想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力那么羸弱的情况下，当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台湾的国民党、西方各国的反华分子都云集香港，也没有把我们红色政权怎么样嘛，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已没有人小瞧，中资对香港经济的控制力已大到如此地步，而且香港政府又是中国控制之下、由中央政府任命特首的特区政府，却为何又如此地过分担心香港被坏分子利用呢？23条立法，在中国政府来说，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让中央政府更放心一点，但却让香港人有动摇社会根基之感，得失之间，殊轻殊重，中央政府还应三思。
如果在这一点上能让香港人放心，笔者看不出香港人有什么理由不赞成珠三角的一体化。如果这样解决了香港人的思想包袱问题，那么特区政府大可以进行一场香港城市定位的全民大讨论，理清内在逻辑，确立“香港首先是珠三角的香港”这一理念，之后即可放手推进与珠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只要香港人明白过来，并且担当起珠三角的领导角色，广州自然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企图，而只能安心于担任广东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其中一个重要经济中心，为珠三角经济圈在华南发挥作用承担二传手的角色。
先解决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后才能解决操作技术问题。
二，中央牵头、有香港、澳门参加的规划
2002年底，原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十六大之后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李长春之后第二个非广东人的广东主政官。张德江来粤的大背景，正值珠三角整合面临停滞不前局面、而浙江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正在全国当红之际，此时“上海造神运动”和唱衰香港、深圳的“妖魔化珠三角运动”正分别如火如荼，广东如何重新树立竞争优势，是这个来自长三角的浙江省的广东主政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直至2003年上半年，张较为明显的动作有以下三个：一，视察中山大学、推动广州大学城建设，以强调区域长久的竞争力来自于教育；二，强调广东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移值浙江经验的意味；三，推动珠三角第二次大规模的区域规划。
与本文有关的是第三个动作，这有利于珠三角的区域整合，但是我们无法猜的是，张此举的初衷，是认识到广东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增长极，因而需要大力整合珠三角，还是意在以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增长？有人觉得，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城市化是张德江在浙江任上最主要的政绩之一，原温州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最后因腐败案外逃的杨秀珠，据称就以行事雷厉风行闻名，作为张德江城市化拉动经济增长思路的操作者，居功甚大。
张德江主导的此次珠三角大规划，明显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系由广东省建设厅主导操作，而不是上次的由省计委操刀。这也算是“城市化”思路的旁证吧。为了避免珠三角各个城市争论不休、地方思维干扰规划，张德江拉来了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由中央一个层级的规划专家来操作规划设计,这包括两院院士、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中国城市规划院院长王静霞等。
由于由建设部门来主导，此次规划的思路与上次最大不同的是，欲通过对土地、人口、环境等城市空间布局的控制，达到城市群规划控制的目的，而非第一次直接对产业进行分工、控制。这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不利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写方案的规划专家们更擅长于城市空间布局，但对产业的理解力可能就不足够。
这还不是大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此次规划依然不能够把香港、澳门拉进来。
虽然有关主导者声称这次规划系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进行，因而可以以大珠三角的思维来进行规划，但是从其规划设计论证的过程和参与者构成来看，首先由于时间较紧，并不能进行深入的征求意见，其次香港和澳门方面并没有派出官员或学者参与规划，这事实上并不能保证港澳的声音体现在方案里边。从最近媒体披露的一些初步思路里边可以看出，这次规划仍不能脱出1994年规划里边的“广州中心论”的旧窠，而非从粤港真正合作和融合的角度，体现香港作为本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
为什么不能够请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呢？人们可以辩解说，由于一国两制，在操作上不方便，但是这些都是托辞，因为一国两制并不妨碍广东省和香港、澳门在珠三角规划方面进行非常深层次的沟通和合作。香港学术界一直认为大珠三角的合作应该是共同打造一个“大珠江口湾区”或者叫做“香港湾区”，而这个湾区是以香港为龙头的经济圈。也许广东学者并不完全赞成这个“香港中心论”的方案，但大家可以通过辩论而比较优劣，最终互相妥协，可能最终的方案既不是明显的“广州中心论”，也不是十分明显的“香港中心论”，而是一个稍偏向“香港中心”的折衷方案（因为香港中心论比较符合经济规律）——事实上是可以有这个折衷空间的，笔者将会在后边进行详细阐述。
可能仅仅邀请国家建设部参与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要在粤港澳平衡的前提下进行规划操作，至少应得到国务院的支持，由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进行牵头，使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港澳办、交通部等机构介入到珠三角一体化的规划中来，并由港澳办吸引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和学术界都参加到规划的讨论中来，直至拟定一个大珠三角的区域规划。
这样的话，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的合作平台，就不再是原来一个毫无效率的粤港联席会议及粤澳联席会议——天哪，三方甚至不能自行坐在一起开一个有三方参与的粤港澳联席会议！——而是由国务院港澳办提供的一个更高层面的平台，粤港、粤澳方面就不会仅限于对一个个具体的基建对接方案进行单个的讨论，而可以提前对所有经济合作需要讨论的方面进行科学的规划，这才是真正的大珠三角思维。
如果担心中央部委的牵头让人质疑“一国两制”的话，那么可以由港澳办支持，由粤港澳三方共同组成一个“大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可以由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广州五个城市和广东省的相关官员（可以由广深珠各市的主管副市长、港澳特区政府的相关司局长参加）组成，由广东省一名副省长和港澳办一名副主任共同主持联席会议，粤港澳三地的学者、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建设部、交通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的专家们作为方案的设计者提供智慧支持。珠三角区域的其它城市也可列席这个联席会议。由国务院和香港、澳门特区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这个“大珠三角城市联席会议”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常设机构，由这个授权机构对珠三角城市群进行规划，并对规划的实施进行监控。
可以想见在这个联席会议上将会吵得一塌糊涂——比欧盟的会议还要难以统一意见，但是他们最后必须达成妥协。而最佳的妥协方案，应该是在确立穗港走廊的“主街道”地位的前提下，粤港澳三角形架构所获得的平衡。
必须确立穗港走廊的“主街道”地位，优先发展珠三角东岸地区。
笔者曾经和本次规划的其中两个课题组的负责人、深圳市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富海、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阎晓培，以及中大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曹小曙博士等人进行过十分深入的讨论，讨论之后笔者深信，必须提出一个“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珠三角东西两岸的严重不平衡是一个现实。
在珠江口的东岸，从广州到香港的走廊上，有中国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中国华南地区的两大经济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有台资IT产业在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集中地东莞。香港、深圳、广州是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领导集体，必须承认他们的领袖角色和话语权。
而且珠三角东岸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最为合理，香港为金融和物流中心，深圳为金融和物流次中心、广州为物流次中心，广州和惠州为重化工业基地，深圳、东莞和惠州为高新技术产业制造基地。
在人口分布上，香港人口规模为700万左右，深圳人口规模为700万左右（含暂住人口），广州人口规模为1000万左右，东莞和惠州的人口规模分别为400万左右（都含暂住人口），也就是说，整个珠三角东岸的人口总量达到3200万左右，即便去掉惠州的穗港走廊上，四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将近3000万。而且由于香港、广州、深圳三个城市都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经济发达，人口的消费力也远较珠三角西岸为高。
从城市形态上来说，从广州到澳门的城市走廊并没有成形，而从广州到香港的城市走廊已基本成形。在这个走廊上，沿广深高速公路分别是广州市区—广州黄埔区、新塘镇—东莞市区—东莞厚街镇、虎门镇、长安镇—深圳松岗镇、沙井镇、福永镇—深圳宝安区、南山区—香港，沿广九铁路则分别是：广州市区、广州黄埔区、新塘镇、石滩镇、惠州石湾镇、东莞石龙镇、常平镇、樟木头镇、塘厦镇、深圳平湖、布吉镇、深圳罗湖区和香港。城市绵延成带状分布，基本联成一体。
如果我们超越城市个体概念，以一个成形的“穗港走廊”作为整个珠三角的增长极、作为珠三角的轴心的话，相信有更强的说服力。
事实上，在经济地理学上，就有一个现成的“主街道”概念。如果说整个珠三角已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庞大城市群落的话，那么在这个群落中，有主街道和辅街道之分。穗港走廊就是珠三角的主街道，而广珠澳走廊、港深惠走廊、广州佛山江门走廊则是辅街道。就象深南大道是深圳的主街道（深圳主要的金融中心区、行政中心区、CBD、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要的商业区等等，全都分布在这条主街道两旁）一样，穗港走廊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如果最终能够成立一个“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的话，这个联席会议必须确认“穗港走廊”的“主街道”地位，以它作为珠三角的增长极，带动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如果确认了这一点，那么就应采取优先发展珠三角东岸地区的策略，至少在十年之内，重点发展珠三角东岸地区；对于广珠澳走廊，可予以次主街道的地位，相对加以扶持，但是它和穗港走廊的主次之分必须相当清晰。为了减少阻力加强说服力，可以将佛山禅城、南海两区作为广佛一体化城市的一部分吸收进来。
主街道确立以后，在基建方面就应有相当的倾斜，加强和完善这条走廊的基础设施优势，。
在这条穗港走廊上，现成的交通干道主要有以下四条：广深高速公路、一零七国道、广深铁路、莞深高速公路，拟建的干线则有沿海高速公路。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应增加一条：香港到广州的轻轨。
现在广州—东莞的轻轨正在计划之中，深圳地铁1号线和4号线也正在建设之中，并确定了与香港西铁、地铁的接轨，但深圳地铁1号线进度较慢，现在一期只规划修到华侨城，二期规划现已延长到深圳机场，4号线则只规划到龙华镇。深圳地铁出关以后均表现为轻轨的形式，但笔者要建议的是，深圳地铁的一号线应该继续向前走到东莞（长远的话，深圳地铁四号线亦应打通到东莞与广州—东莞轻轨相连），最终和广州—东莞的轻轨相联结，这样的话从香港到广州就由地铁和轻轨全部沟通，这将极大地方便了客流在穗港走廊上的流动。因此这条城际客运干线应该尽快立项并上马。
由于广深高速已经超负荷运转，因此应尽快启动沿海高速的建设，与深港西部通道一起，打通货物在深圳和香港西部的运输瓶颈。广深铁路现正准备建设第四条线，应加快高速铁路的改造，同时促进铁路运营体制的改革，使广深铁路更多地作为一条货运干线而存在，其客运功能相当一部分要分流到穗港轻轨上去。同时加强对一零七国道和莞深高速的改造，使其货运分流的功能更加完善，也要改造平盐铁路，突显其疏港铁路的功能。
这样的话，穗港走廊将由密密麻麻的6条交通干道进行联结（如果加上广州到惠州的输油管道和深圳到广州的天然气管道的话，那就是8条！），香港、广州、深圳三大航空港，港深港口群则为其提供国际国内通道。这个高密度、立体化的运输网络，将使得这条走廊成为全球最为繁忙的交通线，其经济发展动力和辐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仅仅是穗港轻铁、沿海高速的建设，以及其它几条干线的改造，其投资规模就会高达千亿以上，这对珠三角近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可小瞧。
走廊的建设其中一个结果，应该是沿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深圳和广州之间，将会增加四到五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左右），其中包括广州新塘到东莞中堂一带，博罗石湾、增城石滩、东莞石龙、石碣一带，东莞虎门、长安一带，东莞常平、樟木头一带，深圳沙井、松岗一带等。
有一点需要指出，对珠三角东岸地区的强调，并不排斥珠三角其它地区的建设。珠港澳大桥并不会受到影响，佛山五区的一体化进程照样推进，广州到湛江的高速公路同样可加快建设。一个大珠三角的发达交通网络才可以使得穗港走廊的增长极角色发挥得更为充分。
在广东省正在进行的珠三角规划中，笔者以为穗港走廊的概念可能会得到重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看来仍未走到这一步。笔者不知道如此匆忙的规划有什么意义，没有香港和澳门参加的珠三角规划能否得到落实。过去A计划的失败其实已经表明了一点，不尊重市场规律的作用，那规划就会变成一个笑话。而由于市场的力量，即便广东省或珠三角没有作出这样一个向穗港走廊倾斜的决定，它最终也会形成一个远比西岸走廊更为庞大的走廊，成为珠三角的领导者和增长极。
三，深港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的前哨战
如果说整个珠三角的整合应该优先建设穗港走廊的话，那么穗港走廊的整合毫无疑问应该优先进行深港一体化的操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
参加谈判的角色越多元化，越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香港与珠三角的整合，最容易的突破口就是深港合作。只要香港确立了与珠三角融合的出路，那么深港一体化的操作就会变得简便许多。
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香港和深圳最终会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城市！无它，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太密切，而且可谓是天然盟友。香港只要确立了融入珠三角，就不应把深圳视作一个竞争对手。
如果深港同城化，即便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吵不出任何结果，香港和深圳的联盟也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穗港走廊的极化和珠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两个连体城市双剑合璧，威力无比：各自的弱点得到克服，各自的优势得到加强。深圳的弱势在于它不可能独立地在全球发挥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独立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上海可以这样的前提下，深圳在国内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而香港的弱势在于，由于一国两制的束缚，它不能独立而又方便地在珠三角发挥作用，充当领导角色，因而面临广州对领导权的争夺。如果深港一体化，这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种一体化并不是在行政上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并不是将深圳从中国大陆的管辖权里分割出去，扩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辖范围。一国两制仍旧屹立不倒。进行的只是经济的一体化和生活的同城化。
以下一些重要问题或决定将对深港一体化的进程有重大影响。
其一是深港过境的最大便利化，其中一招即可达到此一效果，那就是，深圳居民凭身份证（含蓝印户口概念的居住证）可直接进入香港。
深圳现有常住人口约150万人，由于深圳正在加速人口常住化，有可能在五到八年的时间，这一数字可达到300万人。如果深圳市给相当部分的暂住者以蓝印户口概念的居住证，再加上原就已有的为企业提供的赴港便利，那么约有4-500万的深圳人可以很方便地来往香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但香港人到深圳就象罗湖的人到蛇口一样方便，同时深圳人到香港就象从蛇口到罗湖福田一样方便。
这将给香港带来什么好处？至少是，深圳市民成为香港消费场所的主力军。除了消费外，更重要的是商务上的方便。大量的深圳人将在香港开展频繁的国际商务活动，这对香港的酒店业和会展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利好。
深港的零售业将会在人流的选择下自动地进行分工，香港将会以高档消费为主，而深圳以中低档消费为主。深圳人会蜂涌而入赖在香港不走吗？显然香港过高估计了香港的吸引力而低估了深圳的吸引力。大部分人由于香港的高房价，而对住在香港没有多少兴趣，而深圳优美的城市环境使得深圳人对住在深圳相当满足。
深圳身份证将会在全国变得极其吃香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表明香港在中国大陆还是极有吸引力的嘛，而不是人们现在唱衰香港的那样。即便如此，只要加强对深圳户口管理加强监督，并不会出现大量的腐败行为。
深圳居民凭身份证直接入港，基本上便促成了深港生活的同城化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的分工，其中重点是两地在证券业的分工。
因为银行和保险业不是大问题。香港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固然将会在深圳开设密集的分支机构，深圳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同样会在深圳人频繁活动的香港开设分支机构。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使得两地的金融业都变得高度发达，而这对两地的投资环境都是极大的助益。
但是两地的证券市场如何共存？这是一个最考验两地智慧的问题。因为如果两地融合的结果是深圳没有了证券市场，对深港共同体在珠三角发挥作用十分有害。可是现实是两个证券市场互相存在竞争关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两个证券市场差异化定位。深圳主攻创业板，香港主攻主板。
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并不适合开设创业板，因为它缺乏高科技公司，而且上市成本太高。香港创业板几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到如今，香港创业板成了香港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并且香港已有创业板成了深圳不能 开创业板的一个常被列举的理由。
是深圳再开一个创业板，还是把香港创业板拿到深圳来开？这都是技术问题，关键是香港不必再有创业板，而深圳则有这个东西。在此基础上，深圳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之间可以建立起密切的合作，比如可以两地同时挂牌，可以建立深交所向港交所的输送制度，如果深交所上市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可以转移到香港联交所挂牌。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表态支持这样的分工，这将会在中央考虑深交所与上交扬分工时权衡的一个重要砝码。如果香港玉成了此事，两利不说，首先就向深圳表达了一体化的诚意。
第三大问题是：香港新界与深圳接壤地区的开发。这既包括新界上水、粉岭、沙头角、元朗等地，也包括所谓“河套地区”的共同开发问题。这是深港同城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深港同城化必将极大促进新界北区的开发。除了市场直接作用外，香港政府也可适当地鼓励。
河套地区的利用，将会是深港一体化的象征性动作。对此地区，两地及学术界提出过许多方案，包括所谓的“中药谷”计划，包括深圳所提出的建立一个“高科技园区”的计划，包括老亨兄提出的建立“教育特区”的方案。其实这块地由于不是很大，无论搞什么都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区域，重要的是两地必须搞点什么，以表现两地精诚合作的意愿。因为如果两地精诚合作的话，中药谷或高科技园区摆在哪里都可以搞，都可以搞成功，在已有了CEPA和将来中国加入WTO缓冲期的终结之后，某块地的特殊价值就显得很小了。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支持老亨兄提出的“教育特区”的方案，既然搞什么都无所谓，那么就搞教育最好，因为两地所缺的都是人才。
无论如何深港边界地区一定要开发，这才会在直观上促进深港同城化的实现。
第四，为了促成深港一体化，深圳必须在初期进行大的让步，让香港人尝到甜头，以鼓励其进一步同城化的意愿。可以采取的步骤包括：鼓励香港公司进入深圳的市政等垄断行业的经营运作，比如公交、自来水、能源等方面；在香港机场并购深圳机场方面作出让步，可以允许香港机管局控股深圳机场，但前提是不将机场公司注册地迁出深圳；比如在会展业方面减少对香港的冲击，并配合香港需要，支持其会展业发展等等等等。
其中当务之急是机场购并案，由于深圳不肯放弃控股权，久谈不决，已使深港机场与白云机场的竞争中失去了最佳时机。如果再耽误两年，白云机场在华南地区航空枢纽地位便日渐牢固，那时香港和深圳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而如果深港两地尽快达成合作，进行合理分工——深港机场建立高效的接驳手段，在此基础上，深圳机场主攻国内航线，香港机场主攻国际航线，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那么港深机场便可与白云有得一争。
第五是深圳必须加快打通香港往来珠三角的交通瓶颈，让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客货往来更为高效。一个中心城市要想发挥作用，打通这个城市所有的出口路十分关键，广州这几年大搞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高速公路网，其意其实正在于此。广州最快速度地建成了环城高速，又在大力建设珠三角一环高速，其意就在于让珠三角的客货流进出广州更方便。而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出口路却处处有卡，除了两地关卡外，运输不畅也是卡。
深圳不必再反对上马珠港澳大桥，而应支持这一打通香港到珠三角西岸出口路的举动。何况深圳的反对已不可能阻止此大桥的建设。深圳更应该做好的是消除深港之间运输瓶颈的问题。罗湖关的改造，罗湖、皇岗口岸地下快速通道的衔接，西部通道的建设都是得力措施，此外应加快皇岗路货柜车过境通道、沙头角货柜车过境通道的改造工作，使得深港之间畅通无阻。
当然还有更多的可以合作的地方，问题的关键是两地树立起同城化的坚定决心。只要深港两地坚决推进一体化，香港就可以通过深圳的传递作用加强对珠三角的渗透和影响，确立深港联合体在珠三角和华南的领导地位。
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港一体化当然是珠三角一体化的突破口，如果这一步做到了，那么穗港走廊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四，深圳直辖有没有必要？
“深圳直辖？”有朋友一听到这四个字，就不屑一顾地笑了：“深圳真的是没辙了，把希望都寄托在直辖梦上去了。重庆不也直辖了吗？又有什么用？论经济规模，深圳超过它了，马上苏州也超过它了，会有越来越多的非直辖市超过它的。直辖不是救命稻草。”
说得对，说得对啊！但你不得不承认，直辖还是带给了重庆巨大的战略利益。如果不是直辖，重庆在国内排名下降的速度可能要比武汉、西安快得多，而现在它是国际上认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五个城市之一。如果深圳直辖，同样能够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
至于深圳市政府是否把希望寄托在直辖上边，这个先不说它。现在我问你一句：你认为深圳直辖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一直坚信不疑：深圳肯定会直辖，只是在1999年那次没有冲上去之后，现在还不够火侯。
为什么说深圳肯定会直辖？因为政治。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就必然想方设法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当觉得控制起来难度较大时，最有力的一招就是：在行政区划上动手，削弱你的实力。广东坐大一向被中央视作头疼问题，而将深圳分出去就是其中一个对策。同时深圳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又刚好对直辖有利。
不只是深圳，早晚有一天，青岛、宁波、大连都有直辖的可能性。如果这几个城市真的直辖了，那么厦门、苏州、宜昌等城市直直辖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为什么？削弱地方的实力。有人说了，发展得好好的，干嘛非要分而治之？对经济发展不利！不利？有什么证据证明不利呢？如果国内建立起了统一的大市场，行政区划对经济的干扰减少，那么行政区划对经济的影响就会降低到最低限度，有什么利或不利的？无非是不在你那个省的盘子里了，可还在我中央的盘子里嘛。
你不信？走着瞧。中央的智囊机构里一直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土面积，行省制度如果不改革，那就得增加行省的数量，否则不利于管制。无论是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还是广东省、山东省，其人口和经济实力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了，治理起来难度很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研究员认为，以中国这样的国土，设立50个省级行政区域较为合适。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美国有51个州，中国现在有33个省级行政区域，还太少。有人研究说，为有利于管理，最好2000-3000万人口设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增加数量，一种办法是增加省的数量，这个比较难，因为从别的省中分出一个省来，一般至少会牵涉两个以上的省的争执，平白无故地搞一个省出来，动静太大。老实说，现在全国最有可能增设的省，笔者以为可能是将河北（邯郸、邢台）、山东（聊城、菏泽）、安徽（淮北）、江苏（徐州、连云港）、河南（安阳、新乡、濮阳）、山西（晋城、长治）六个省各割出来一两个地级市，恢复解放初期就曾存在过的“平原省”，这样同时削弱了山东、江苏两个经济大省和河南、山东这样两个人口大省，平原省原省会放在新乡，现在就有可能放在徐州。另一个最有可能增设的省就是恢复过去的“热河省”，将河北、内蒙、辽宁各分出来一部分，热河省原省会是在承德，现在就有可能改在秦皇岛。
最有潜力可挖的则是增加直辖市的数量。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我们的直辖市数量并不少，后来都削减了。但若增加到50个左右的行政区的话，至少刚才点到名的城市是很有可能直辖的，而其中呼声最高的肯定非深圳莫属。
1999年江视察广东时，坊间就传出了深圳直辖即将拍板的消息。那可能是最接近于实施的一次机会。为何最后没有提出此事，相信是由于广东地方的坚决反对，而江那次行程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在广东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相比之下，深圳直辖反而是细枝末节了。但此后关于深圳直辖的传言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反而时有传闻。
在坊间流传的深圳直辖方案中，有大、中、小三个版本。“大方案”是：将现在珠三角东部的深圳、东莞、惠州三个地级市合并成深圳直辖市，这是最理想的方案（为什么是最理想的，笔者稍后细说）；“中方案”是将惠州市下辖的惠阳市和东莞市南部与深圳接壤的几个镇划给深圳市然后升格直辖；“小方案”是惠阳和东莞各割几个镇给深圳，以满足深圳拓展用地的需要。
在笔者看来，“小方案”小修小补，不符合我党做事的风格，因为割几个镇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央若要直辖深圳，肯定是从战略需要出发的，只为升格而升格，意义不大。因而“小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还不如不直辖。
在“大方案”与“中方案”之间如何选择？那要看广东省反对的力度和中央整合的决心。因而笔者相信，如果深圳近两年就直辖的话，就会是选择“中方案”，如果过五六年，胡温获得第二个任期之后直辖的话，那就极有可能选择“大方案”。为什么？在胡温的第一个任期内，广东地方势力是其必须争取的力量，因而与广东省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多，不可能会把东莞割给深圳。如果胡温获得第二个任期之后进行，那么其时广东地方势力的政治价值就已不多，而最高决策层信心正足，“大方案”此其时矣。
笔者认为，深圳要么不直辖，要么就要选择“大方案”，否则对深圳、对香港、对珠三角都意义不大。而三市合并的“大方案”将会对深圳与香港共同组成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有极大的推动作用。